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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几岁，年纪轻轻当了油水部门的科长，按理说春风得意，但谁都知道他靠的是位高权重的老丈人，人人称他为谁谁的女婿。

    在家里，老婆不太把他放在眼里，他还要伏低做小活得很憋屈，烦闷的心情没人可以说，同事、同学、朋友说不得让人看了笑话，只有在季耀坤这样做生意的外地人面前不对等的地位下，他才不担心被笑话了，可以时常泡在季耀坤的办公室里喝酒，吐苦水！

    两人形成一种很微妙又很坚固的关系。

    6、7年下来，那些原来在底层的公务员们纷纷晋升的晋升，掌权的掌权，开始在很多事情上给他回报。

    当年的霍科长背靠大树一路飞升，已经当上了局长，季耀坤有钱，他有权，他们合作很是做了一些事情。

    几年以后季耀坤手里拥有了几块土地，都是以极低的价格买进，那时候国企改革，国有资产流失很严重。

    有些地块儿上还有一些破烂的厂房，谁也没看到里面的巨大前景，刘亚红为此说了季耀坤几回：“钱放在银行有利息，投入工厂能扩大生产，你买几块破地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盖个房子也盖不了，将来卖也卖不出去，脑袋烧坏了！”

    霍科长在这件事情上高瞻远瞩，支持季耀坤不要动摇，要长期持有，等待未来的到来！他叹气说：“可惜我这个身份只能便宜了你。”

    福兮祸之所依，商人如果沾上政治一般不会有好结果，季耀坤28岁这一年，正值春风得意，命运又来了一个大的转弯。

    霍局长的岳父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被调查了，连带着霍局长也被双规，但霍局长总算仁义在进去前给他带了个话，让他避风头。

    那时候老百姓只听说过受贿，行贿要追责的概念刚刚兴起，谁也不知道要怎么个追法，但这足以让人乱了方寸，季耀坤连夜去了外地。

    季耀坤的村上有几个大姓，季和苏都是其中之一。

    同姓的本家一般居住在一起，关系也比外姓强一点，所以季耀坤少年时有事只能求助本家堂叔。后来等他慢慢长大，就不拘那个姓那片地了，跟外姓人交流多了。

    尤其后来他做生意崭露头角，外人对他另眼相看，村里有本事的人自然而然就走得更近，其中有些比他年长很多，事业更成功的人，对他也多有欣赏抱有爱惜提携的意思。

    这次季耀坤出事，要找人协商，就投奔了村里的一户苏姓大户，也就是苏漫的爸爸。在那里，他把一颗种子投到一个姑娘的心里。

    命运有很多的路口，多走一步，少走一步，人生截然不同，每一个路口通向不同的风景，有不同的人在等待交集。

    如果不是这次避风头，季耀坤的人生大概会不同，会少很多痛苦也少很多极致的快乐，他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另一面，因此也不知道是劫难还是恩赐！

    季耀坤自己说过，老天待他不薄，大概就是盖棺定论了！

    这次事情也让他做了另外一个很大的决定，和刘亚红结婚！

    他们在一起四年，按当时的习惯，没人谈恋爱会谈这么久，很多人相个亲见几面就匆匆结婚。再者，他也到了不结婚让人侧目的年纪，刘亚红自己和他哥哥都侧面说过几回。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没有理由拒绝，但是他心里面总有点抗拒，不知道在坚持什么，就是不甘心，像他这样的男人不太容易屈服于生活，接受别人都在接受理所当然的生活。

    有一次，他试图向他的发小人称大虾的---他们家祖传的长手长脚，描述他和刘亚红的分歧。

    那位已经结了婚五年的大虾兄弟说：“阿坤，你赶紧醒醒，你这样除非一辈子别结婚，女人就这么回事儿！你结婚以后少回点家，回来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

    但是他没法想象和心里非常看不上的人生活一辈子，每每想到就心浮气躁。

    他们同居两三年以后，他清楚地知道他不喜欢刘亚红的性格，虽然她是个好女人，吃苦耐劳，对自己男人和自己家人贴心，做生意胆子大，脑袋活有魄力，这一切在最初非常有吸引力，但随着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两人性格差异就显现了。

    俗话说，富生仁，季耀坤本性里来自于他父母的柔软的一面，又抬了头，而刘亚红就是一个世俗里没受过教育的女人，好强到有一点虚荣，现实到交一些朋友，以有用无用为基石，衡量别人的标准就是有钱没钱！

    和季耀坤有来往的人，她第一句总是问：“他是干嘛的？没用的人就别浪费时间了！”

    他们有一个朋友认识多年，投资失利，又被别人骗了一大笔钱，落到要关厂卖房的地步，季耀坤听了一阵不好受，刘亚红急着数落人家脑袋拎不清，又吩咐他往后别接他电话。

    这样的女人不是不好，她无论在哪里，一定会过得很好。只是不适合像季耀坤这样内心还有点想法的男人，他总觉的往后的生活除了赚钱总还有点别的吧？但具体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经过这次避风头后，季耀坤心里还是有点感动，责任感压倒了心里那一点点不甘心，他仿佛生来就是个自律的人，很少为他自己活着。

    婚后经营理念的差别点燃了夫妻间的战火，把他们的婚姻烧得分崩离析，体无完肤！

    刘亚红信奉赚快钱，压缩价格，然后再偷工减料，质量上能糊弄就糊弄，对客户巧舌如簧，实则避重就轻，有误导欺骗的嫌疑。

    季耀坤对此很不认同，虽然他身边大部分生意人都是这么干的，但他意识到过了资本最初的积累阶段，公司想要做大这条路无疑是杀鸡取卵。

    他一开始试图说服刘亚红，给她分析利弊，刘亚红很是不屑一顾，说：“自古做生意靠什么赚钱？你要那么清高就别做生意，信那些虚头巴脑的。老话怎么说的‘钱入袋为安’！”

    婚姻的最后一年，他们基本已经相看两厌，处于分居的状态，阻止他们离婚的唯一原因是交织在一起的利益，工厂的归属。

    分居一年以后，刘亚红主动提出离婚，以少见的温和甚至带点示弱的语气说：“我一个女人也没什么大的野心。工厂我也不要了，我们的共同财产一人一半，工厂折价给我现金吧。”

    季耀坤作为男人走到这一步，多少有点愧疚，他心里想，但凡刘亚红提出不太苛刻的要求，他都应下。实则刘亚红最后的条件有点难办到，财产平分没问题，工厂折成市价也没问题，但要求季耀坤全部付现金，并且在一个月内付完就有点不通人情。生意人谁手里会有这么多的流动资金？

    季耀坤手里还有几块地皮，但那时房地产市场才刚刚兴起，土地仍然不是热门的资源，刘亚红表示不感兴趣，也折成几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