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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想要取得成果，却需要更多的时间。

    说到教育，建国初期这几年取得的成果简直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尤其是在基础教育和扫盲运动这两方面。比历史上建国时多出来的至少2000万识字人口，使得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就基本实现了五年制义务教育，1943年全国小学平均入学率第一次超过了90%，这还包括了义务教育推行稍晚一些的中南半岛。

    即使是新疆西藏这样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小学入学率也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这固然有外来移民文化程度较高的因素，也得益于胡卫东顶着巨大的压力采取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不让小孩上学就把家长抓起来的极端措施自然是不行的，但是派部队一家家上门劝说、不让小孩上学就别想正常生活的损招却没少用，结合落后偏远地区小孩上学寄宿食宿全免的政策，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虽然其间也闹出少数群体**件，但还不致影响大局。而且客观上反而起到了“打草惊蛇”的作用，让那些潜在的危险分子自己跳出来，或者逼其离国远遁（注1），其实从长期来看有利于边疆的长治久安……

    而扫盲运动作为一项应急性的措施，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得益于当初部队里给新兵扫盲的经验，新中国大力开展扫盲运动后，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让大部分中年人都或多或少地认识了一些汉字，大大便利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而对那些二十多岁的文盲来说，参加扫盲班远比这个年纪进小学读书更容易接受。而获益则比中年人要大得多。因为他们还处于容易接受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年龄。不过地方政府所办的扫盲班论教育质量，终究还是比不上学校与军队，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上学与当兵依然是农村孩子改变其未来命运的最好出路……

    虽然基础教育的成果十分喜人。但是教育战线乃至中央的领导干部都没有就此满足。在两个五年计划内确保全国初中平均入学率超过90%、毕业率超过70%。已经成为了必须完成的硬性指标，而太祖更是表示，即使中国未来参战。这个目标也依然必须不打折扣地完成。

    虽然这个时空新中国建立时的基础比历史上好得多，但基础教育发展得如此之快，还是不可避免地牺牲了高等教育，深感科研一线人才不足的胡卫东对此多少有些微词，但他深知太祖对于“公平”二字执念甚深，终究没敢为此跟其争论，反正高等教育迟早也会跟着发展起来的，而且有普及的基础教育作为根基，高等教育也会获得更好的生源，虽然短期科技发展速度可能会受些影响，但长远来看的话，根深才能叶茂，因此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

    因为这些原因，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持续下降，1943年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更是一举超过了60岁大关，这已经接近西方列强战前的水平。而且胡卫东知道目前中国的抗生素无论是种类、效能还是产量都已经达到了历史上新中国70年代的水平，医疗卫生水平也正在持续进步，在未来的五年里达到、甚至超过同时期西方的水平并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后来的1950年时中国平均预期寿命就达到了69岁，这甚至比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都高了1岁，而这是在中国人均收入不及美国5%（其实差距没这么大，因为中国物价更低，但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也还是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因为当时美国的物价同样相当便宜。）的情况下做到的，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但是随着慢性病成为主要死因，中国医疗水平、特别是外科水平相较老牌帝国依然明显偏低的弱点渐渐暴露，加之美国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被迫完善并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使得平均预期寿命很快又重新超过中国，并一度将差距拉大到3岁，直到1970年之后才被中国再次超越，这次“寿命竞赛”与“太空竞赛”、“福利竞赛”一起成为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间具有积极意义的“三大正面竞赛”而被后人津津乐道，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人口死亡率降低到1%以下，而人口出生率则超过了5%，人口增长不快才是怪事。这么惊人的人口膨胀首先令农业部门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若非1942年前中央坚持推行“备战备荒”的政策，1942年的大旱灾就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即使1943年取得了全国性大丰收，但人口照着这个趋势膨胀下去，也依然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

    要知道随着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完成和化肥农药产量的不断增加，最容易见到成效的两大增产因素对粮食产量增长的帮助已经日益减小，在农业发展度过了“从无到有”的阶段进入稳定期以后，即使生产条件和农业技术仍能不断进步，也根本不可能连年保持4%以上的粮食产量增长，虽然至少10年内都不必担心会饿死人，可是之前已经吃饱了的老百姓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反而必须省着点吃，这种事可是很容易引发严重政治危机的。

    注1：在这个时空，二战期间中国有不少于十万人前往了苏联，战后由于苏联人口不足而颁布优惠政策大力引进移民，前十年里又先后跑掉了上百万，而由于苏联政府认为汉族等东亚民族难以同化而采取了歧视性政策，因此永久性的移民基本都是其他民族。

    第七百六十二章 中国民兵

    其次，则是日后的巨大就业压力，且不说这批“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人将来到了就业年龄后会给当时的政府带来多大的挑战，即使从宏观上来考虑，也必须意识到，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长，城市里新增的工作岗位当中将有很大一部分被内部消化，能够留给农村进城人口的自然就不会有多少了，长此以往必然加大城乡差别、甚至造成阶级固化，这对于社会公平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显然都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于人口猛增可能带来的危险，就连一贯认为“人多力量大”的太祖也意识到了，他某次听取胡卫东汇报时就曾感慨道，“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这两年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3000万以上，实在是太快了，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如今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

    不过考虑到当时二战还在进行，此时控制人口增长显然不合时宜，而且人口多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