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九十七章 文登军管会的一天（一）

    1792年9月8号的清晨六点，才睡了四个小时的孔绍安就被急促的闹铃声吵醒。等他起床穿衣，刷过牙洗过脸，警卫员已经将罗汉床上的铺盖收拾好，放上小茶桌，摆好了早饭。

    他所住的地方是文登县县衙大堂后面的签押房，而县衙位于文登城内东北角。三天前北海军攻进文登城时，典史邓廷楷和靖海司巡检黄鹤带衙役反抗时被击毙，县令周履端、县学教谕和训导三人都成了俘虏，另外威海司巡检张绍曾不知下落。

    知县虽然被抓了，可家眷还住在后宅里。孔绍安也没想着轰人走，了解到内宅里有个临街的后门，便让人把二堂通往内宅的门锁了，又安排了警卫值守，他自己则将签押房作为了临时住处和办公室。眼下文登县的县衙有了個新名字--北海军文登军管会，暂时下辖文登、荣成二县。

    对于住在县衙，孔绍安一点都不喜欢，格局逼仄，好多地方都是年久失修，一到晚上阴森森的还挺渗人。不过因为查阅架阁库档案方便，也只好暂住此地。他打算等宁海州和海阳两县打下后，再去县城外找块地建新的办公场所。

    古代中国历来有“官不修衙”的说法，除非破败的实在不行了，才会进行修缮，而且是坏哪修哪。要知道修衙一则劳民伤财，怨声载道，二则就是容易产生腐败，遭人举报弹劾；至于三么，为官一任，到期调走，凭啥我前人栽树，让你后人乘凉？

    孔绍安是山东人，早饭喜欢吃面，唏哩呼噜的一碗海鲜面下了肚，感觉一晚上的干燥都被抚平了，舒坦了不少。不过等他看到条案上那一摞昨天还没看完的账簿文卷，不禁猛嘬牙花子。要知道古人的行文格式对于现代人来说，没有几个能习惯的，费眼神不说，一不留神就串行。昨天他看了一会就觉得头晕眼花，后来找了把尺子比着，这才勉强看了下去。

    再不情愿，可孔绍安知道自己必须得耐着性子看完这些东西。要知道接管一个已成规模的县级区域，和从无到有建立一个县可不一样。后者是一张白纸好作画，缺什么找补什么；而前者必须先要搞清地方社会基层组织的构成，理解当地的赋役制度，对人口、田地、钱粮、物产、乃至文教都做到心中有数，才能着手进行改革。

    这一次北海镇是要在胶东像钉子一样扎下去，而不是单纯的拉人。赵新对这次山东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对胶东四县的接收和管理，为以后积累经验，竖标杆、立范本。

    孔绍安起身在院子里溜达了会，抽了根烟，这才回屋坐下，拿着尺子翻开户籍账册刚看两行，一股烦躁的情绪油然而生。正想着是不是让工作队的那些人帮着先看一遍，等整理好了自己再看时，就见门外的警卫进来报告：“总指挥，户房的刘孟仁和刑房的于和礼都到了。”

    孔绍安心想真是瞌睡碰枕头--来的正是时候，他想了想道：“让刘孟仁进来，于和礼嘛......让他过了中午饭再来。”

    “是！”

    几分钟后，就听门口有人操着个烟嗓沉声道：“小人刘孟仁，拜见总指挥大人！”

    “请进！”

    孔绍安话音刚落，就见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身量不高，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面色微黑，留着几缕胡子，穿着件浆洗的有些发白的灰色夹袍，外罩一件深色马褂，戴着顶由六块黑缎子连缀制成的六合一统帽。

    此人进屋后，恭恭敬敬的走到距离孔绍安桌前三步远的地方，直接跪地磕头，然后头也不抬的道：“小人刘孟仁，曾任县衙户房典吏，拜见老爷！”

    孔绍安回忆着之前看过的古装剧中的场面，伸手示意道：“不必多礼，请起吧。”

    “谢大人！”

    孔绍安等对方起身后，上下打量了一番。此人从面相上看倒是一副忠厚老实模样，不过在情报局资料里，可不是个善茬。他于是道：“刘先生，有些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刘孟仁依旧保持着十五度的躬身姿态，拱手道：“请老爷吩咐！”

    孔绍安沉声道：“以后不要管我叫老爷，也别叫什么总指挥大人。现在文登荣成两地成立了军管会，我本人兼任军管会主任，就叫我孔主任好了。”

    “小人遵命！”刘孟仁对北海镇知之甚少，心中很是好奇“主任”是个几品官。此时就听孔绍安继续道：“再有，就是麻烦你一会跟那个于和礼也说清楚，北海镇没有见官下跪的规矩，以后见我行拱手礼就好，不要再跪了。”

    没有谁是天生贱骨头，喜欢下跪磕头的。刘孟仁听了面露恭敬之色，身子俯的更低了一些，拱手道：“是！小人一定转告。总指挥......哦，主任您宅心仁厚，宽以待人，实乃文登百姓之福。”

    孔绍安听了哭笑不得，也懒得再啰嗦，指着面前的一把圈椅道：“刘先生坐吧，我正好有些事要请教你。”

    “小人不敢！主任您吩咐就是，小人一定尽心竭力。”刘孟仁以为对方就是客气，要知道以往知县太爷跟前都没他坐的份儿，更别说眼前这位北海军的大人物了。

    孔绍安也懒得再谦让，他拿起一本账册，翻开两页，指着上面的内容道：“刘先生，我看上面说文登是六都五十里。我想请问，上面提到的都、甲、里、社这四个都是指什么？”

    刘孟仁面露微笑道：“大人言重了！小人身份低微，当不得‘请’字。您所说的其实是朝廷，哦，不，是沿袭北宋的“都甲制”和前明的“里甲制”。县下设置“都”，都下设置“甲”，到了我朝，不......”

    孔绍安一看便道：“刘先生，你不用管那些满清的称谓，我也不会在意，毕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一时半会儿也改不过来，把事讲清楚就好。”

    “是！”刘孟仁在户房干了二十多年，之所以巴巴儿的过来见孔绍安，是想着要在“新朝”继续当差吃粮呢！

    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沁出的汗珠，继续道：“按前明旧制，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下分十甲，设甲长、保长。另外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至于大人您提到的“社”，其实就是‘里’，只不过山东这里习惯称作‘社’，一般是二三十家、四五十家聚居。”

    孔绍安一边听一边在纸上记，等对方说完，已经大致明白所谓的“都”其实就是“乡”，而“里”和“社”是一回事，指的是村。

    在之前情报局的汇总资料上，提到荣成治下是三都二十里，文登则是六都五十里，到了宁海州则是八乡七十七社，海阳县是四乡四十五社，不了解情况的人乍一看肯定糊涂。

    孔绍安在自己的记事本上画了个简单的表格，将四县情况逐一填进去，顿时就觉得一目了然：一共是21个乡，192个行政村。

    他拿起情报局的那份资料，翻看了两眼又问道：“现在山东很多地方都推行了‘顺庄法’，文登这里情况如何？”

    刘孟仁心中一惊，想不到对方连这个都知道，于是又是一通马屁送上：“主任您实在是见识渊博，小人不胜佩服。文登这里从乾隆二十五年就推了此法，只是民间还是习惯用‘里社’之称。”

    孔绍安淡淡一笑道：“论户不论地，社、隅分劈，地籍不清。”

    刘孟仁心里顿时一凛，这才明白对方不是个“棒槌”，不由打起了十二分的小心。其实这厮之前解释什么都啊、甲的，很多内容都是康熙五十一年以前的制度，现在虽然还这么说，其实内里早已变样。

    话说明初为了对基层社会予以控制，便建立了黄册里甲制度。里甲负责钱粮赋役，里社引导民间信仰和祭祀，以期达到“立教、明伦、敬身”。

    明代的“里”不是“社”，而是在高于“社”的基层组织，“社”依“里”而建，“里”的范围决定了“社”之设置。然而，作为人丁赋役编审的“里”由于人户与地域难以固定，到了明代中后期，里甲逐渐被图甲取代。

    图甲的“图”与鱼鳞图册有关，是相对固定的地理空间。从此里甲不再是110户组成的编户，而是转变为统辖若干实体村庄的地域组织。

    “图”的上一级就是“都”，是宋代乡都制的遗留，按照地域划分。在都以下有两种建置，一是都图，以人户为主，属黄册系统；一是都保，以地域为主，属鱼鳞图册系统。

    清初为了稳定局势，依旧实行黄册里甲的户籍管理和鱼鳞册的地籍管理制度。清廷从顺治五年开始编审人丁，恢复里甲。然而，里甲制无法展现人员流动的实际情况，甲户流失严重，导致赋役不均。

    直到康熙五十一年以前，清廷的做法和明代一样，每年都采取严格的户籍编审制和滚单催征，以维护里甲制的运行。直到户籍编审与丁银征收的矛盾日益严重，康熙于是推出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从这以后，各州县的税额基本固定。虽然自古以来的人丁编审没意义了，可固定丁额还是存在丁税不均的现象；官绅豪强家隐瞒人丁数量，贫苦农户被足额上报，由此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税赋无法足额征收；于是当雍正即位后，摊丁入亩正式提上日程。几千年的人头税没了，雍乾时期的人口大爆发自然就开始了。

    要摊丁入地，必须先摸清田产与业主的关系，清廷于雍正六年在浙江率先推行“顺庄法”，其后到了乾隆中期才开始在山东各地推行。顺庄的重点在于“论户不论地”，放弃清查土地，重点是厘清“何人交税”，让赋税额落在更多的户名上；也就是将百姓的户名不再按里甲的户籍，而是纳入其实际居住的村庄，按村庄里的真实户名进行催征。在后世人所共知的“村庄”一词，就是随着“顺庄法”而出现的。

    既然顺庄是对粮户及田产进行清查，理顺田产与业主的关系，那么将田产与人户按照现居村庄编造簿册，必然打破原有的里甲格局，于是基层的组织结构就从里与甲转变为以自然村为单位。

    赋役制度的变革，加上人丁编审制的废除，以及“顺庄法”推行，导致清廷开始强化保甲制度，监控人员流动和乡间犯罪；其核心在于强调对人户的编排，要求每户发给印信纸牌一张，上书丁口姓名，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但凡发现来路不明者，就要捉去治罪。由此构建了一个军事化的基层治安制度，在另一时空的历史上，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才废止。

    话说回来，乾隆时期之所以在山东大力推广“顺庄法”，主要是为了解决社、隅分劈的问题，核心是如何将每年的税赋足额征收。

    社、隅分劈，就是指从原有的村落中另立新村，不过这个村的规模不大，所以被官府称为“隅”。有了新的纳税单位，官府当然很乐意；问题是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另立新隅固然有人口繁衍扩大的因素，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逃税。

    迁出旧村，自立新隅，首先是可以逃避旧村的赋役，其次由于官府的登记具有滞后性（或者贿赂官差让人晚登记个几年的），这税不就少交了很多么！

    在乾隆中期的山东，一个村居然可以劈出几十上百个隅。这已经不是真实存在的村落，而是为了逃税的虚名而已，由此导致用以征税的地方基层组织纷乱如麻，而留在旧村的百姓赋役负担便会越来越重，由此导致税赋无法足额征收。

    这时孔绍安随口问了一件事，顿时让刘孟仁的后脖梗子唰唰冒冷汗。

    “既然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顺庄册应该是一式两本，县衙的这本我倒是在架阁库里找到了，至于乡里的那本麻烦刘先生给我带过来。”一万只熊猫的乾隆四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