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

    我听见了水声。

    从天花板上传来了。

    先是滴、滴、滴，随后变成滴滴、滴滴滴、滴滴，再然后连成一片落珠声，猛地垮下来，把我淹没。我没有被水呛死，也没有淹死，我不会游泳，扶着门后的水管爬上更高的地方。我总嫌弃这根水管挡路，想着早晚有一天要搬离地下室——这栋楼的马桶没停过地抽水喷射，刷着漆的水管从门后贴着墙长出窗外，避无可避的情况下，我把沙发也就是床安在了墙边，夜晚做梦的时候，许多人的粪便都会从我头顶飘过——去平层，去茅草屋，去帐篷，去能让我睡个好觉的地方生活。搬家是我工作的动力，我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更没有宠物，在养活我自己的基础上，去挣一个房子，一个可以住人且完全属于我的地方，这是我二十四年来的生存目标。今夜过后，也许会延续到下个二十四年。

    我顺着水管顶开下水道盖子，面无表情的站在路灯下和姗姗来迟的房东交涉。京城的暴雨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坏了的花洒似的，雨量从不让人预料。雨小了一些，风更大了。我去旁边的商场买了一个围巾披着。原以为我是特殊的，进去之后却发现大门处挤着不少人，男女都有，商场里甚至有个拿着电棍的保安，帽子下面一双漆黑的眼睛瞪着面前这群狼狈的人。城市各个角落里的老鼠都被这场雨浇出来了，穿衣服的，没穿的。就像一群被摧毁了巢穴的工蚁，茫然而徒劳的打转。我看到了几个熟面孔，他们打着赤膊抽烟，看着淹没到脚踝的水叹气。再踱回地下室入口时，施工队已经来过了，抽水机轰隆运作，泥浆似的液体被带走，留下的东西说不定比泥浆还要糟糕。

    四点四十二，我在一片狼藉中捡到了一袋没有过期的雀巢速溶粉。这或许是今天唯二的好事——另一件是我的私人电脑落在了十八层高的写字楼里，现在应该性命无忧。在社区门口排队打了热水，我喝上了咖啡。在队列中还遇见了我的同事，他揉着眼睛，冲我惨笑：“晚上好。”

    我举了举手里的咖啡：“早上好。”

    这位姓黄的同事看起来比我规矩些，手里还拿着伞，拎了许多生活用品。他住在这片小区里，一家三口租了一间小屋，在一楼。我难得想关心他：“怎么样？”

    他摇摇头，道：“不好说。虽然门窗关严实了，但地板渗水也说不定。现在不敢用电，叫工人来检查……你还住地下室吗？情况怎么样？”

    我笑了笑，拢了拢围巾，又喝了一口咖啡：“我挺不错啊。”

    黄同事拍了拍我的肩膀，半晌摇头道：“也不容易啊……”

    他把保温水壶装得满溢，我们分道扬镳。和几个拖着箱子的人擦肩而过，地下室又空了不少。我不用拿钥匙，房间与房间之间的间隔已经被冲垮了，在水管上时我瞥过一次，那时隔着一层水幕，看得混沌，现在没有水，我站在了一摊夏季河岸的沉积层里。拖鞋、塑料袋、罐头、开封的和没开封的方便面、看不出颜色的T恤、还有一些镜子破碎后留下的玻璃渣。挖出一双拖鞋，我把发白的脚塞进去，用水冲干净行李箱，往里面放了一些或许能用的东西。电器直接扔掉，扔在这里就行了，这里和垃圾场也没什么两样；食物检查了一番，压缩饼干的包装质量最好，其余面包薯片之类都烂成了一团发泡的白肉；衣服差不多都收起来，之前有人告诉我，被水淹过的衣服不能穿，原是死人穿过的，我一时不知道他是在说我是死人还是什么……衣服打包好后，行李箱就满当了。

    按着时间，我该坐车去公司了。但黄同事告诉我老板给受灾的员工两天假，名单里面有我的名字。他说的时候表情并不欣慰，分别的时候硬是分了一袋面给我。于是我拖着行李箱，踩着沥干水的运动鞋，围着围巾，拿着一袋速食甜水面走向车站。人在没有地方住，或者脆弱的时候就会想回家。家庭能够重建一个人，正面意义上，或者负面意义。七年前来北京城之后，就没有想过要回去。一个穷酸到没有高铁的小镇，来回一条路，轿车都开不过村口限重的土桥，村里死静，没有人，仅有的人也是不会说话和说不清话的。抱着摆脱枷锁的心情离开那里，不知道怎么的，拉上行李箱的拉链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就是那里，裕镇。不仅想回去，回去了就不想再回来。所有的热情和抱负被北京城的第二场雨彻底浇熄了。

    第一场雨下在五年前。

    安检的时候，带着袖标的人从我行李箱最外层里发现了一个铁盒子。

    “这是什么？”他说着就打开，里面是一条生锈的项链。

    我赶忙道：“我的！”

    他把项链和铁盒子递给我，后面说了什么都没听见，我只看着手里冰凉的东西发愣。

    坐了五个小时的大巴到了县城。县城比我离开时要热闹，商铺沿街开张，路更宽了，竟然能错车了。见我提着行李，三五辆摩托围过来拉客。从县城去裕镇只能通过摩托和大巴，大巴只有早上五点的一班和晚上五点的一班。我要了两辆，一辆放行李一辆载客，压价到了三十块。绑行李的时候，附近一个摩托车司突然叫了声：“笑脸！”

    “怎么了？”我扭头看他。

    他哎呀一声，支支吾吾看着我，半晌，说是和之前见过一个行李箱很像，又叫来旁边没客的师傅反复辨认，神色愈是惊疑不定，站在我们身旁紧闭着嘴，久久才离开。载我的司机说，这个老哥五年前撞过鬼，那鬼就拎着挂笑的行李箱。我侧过头看了看行李箱上贴的黄豆笑脸：“这师傅想象力也是丰富……”

    县城里开摩托的人多是父母落在县城，要送儿女去北京周边读书。为了赚钱，什么活路都去走，这个姓吴的老哥就是半夜在车站揽客撞鬼的。说是那个鬼要去裕镇，左手提着一个白色的行李箱，右手怀里抱着什么东西，劝他明天去，他说明天来不及。老吴想着宰他一笔，喊了个高价，就往裕镇方向开。

    “那行李箱放哪儿呢？”我问道。

    司机道：“就图一乐，你还挺注重细节……”

    老吴原想着拿个篮子匡在后面，提箱子的时候才发现里面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轻得很。那鬼就说，我抱着嘛。老吴就载着他往前开，开了有那么一段，后面的人就跟消失了一样，不说话，也没有声音。老吴就跟他说话，问他哪儿来的，他说他从裕镇来的。

    “哎呀，”司机说到这儿情绪激动，拍了一下喇叭，我震了一下。“从哪儿就该晓得不对劲了，老吴就掉钱眼里的，还往里头开……”

    半夜的乡村小路上一抹黑，唯有摩托车的灯亮着，透过后视镜，隐约能看到行李箱上一个笑脸的轮廓，老吴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又渐渐觉得背后硌得慌，就问他，另一只手拿的什么。

    后头的声音说：“骨灰。”

    遇见一个红灯，我和一辆大卡车并排停在一起，司机自觉讲到最精彩的地方，给我留了些余地回味。我也觉得硌得慌，项链还在我的屁股兜里。“然后呢？”

    老吴一听，吓得要死，一甩车龙头就跳到路边上，后座的那个鬼就抱着行李箱和骨灰盒骨碌碌地掉进了河沟里。骨灰盒被磕开了，洒了不少。“鬼掉进河沟就消失了，那个行李箱也不见了。老吴说他打着手电筒找，找了老半天都没看到。”

    “那骨灰呢，是谁的，是他的吗？”

    绿灯亮起，摩托嗡得奔出去好远，司机的声音在风里忽大忽小，听得不清晰：“不知道，好像是叫个卢风云还是陆飞鱼的，老吴给安在裕山上了，这老哥从此之后再也不敢晚上接单子了，吓人的很。”

    卢丰羽。

    我默默念到。

    十七岁来北京城，我认识了一个叫卢丰羽的人。如非必要我也不想认识他，他是我的前任房东，就住在我隔壁。他也是裕镇人，全家都死光了，一个人在北京，村支书安排我住过来。老一辈的人总觉得老乡相见一定是相逢恨晚感天动地的场景，然而刚住下的一周，除了必要的问答，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卢丰羽比我大三岁，带着眼镜，随时随地抱着书，一副严肃老成的模样。这种人就像冰块一样，刚出来总是很难啃，慢慢就好了。以至于，他死的时候，我帮他收尸。他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朋友，在他走之前的那段时间，或许我们之间还曾经有过一些说不明白的情愫。但他们都终结在了五年前北京城的某个十字路口。

    冰化了总归要下雨的，我早该知道。

    雨之后还是雨，我大病了一场。

    我梦见我拿着卢丰羽的骨灰盒回裕镇，行李箱里装了他的项链和他写了却没有寄的信，梦中的我紧紧的抱着他们，他们冰冷又温暖，好像抱着他。却在一片黑暗的道路中跌进了雨里，浑身都湿透了，什么也没有了。在雾气之中我看见卢丰羽朝山上走去。我叫不出声，他消失在我眼前。我一直坚定的认为这是梦。卢丰羽因公殉职，单位出钱让他葬在城市公墓里，只有不到半米的小地方，我怎么能拿到卢丰羽的骨灰盒呢。

    下车的时候，司机注意到了我脖子上的东西，咦了一声：项链挺好看。